唐磊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至今已有40年历程，中国政治学会自1980年12月成立以来深度参与这一历程，在团结引领中国政治学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20年12月5—6日，为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40周年，由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在京承办了“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副院长高培勇，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学人近百人出席此次会议。中国政治学会原会长汝信，政治学界耆宿夏书章、前辈学者曹沛霖、孙关宏及各地政治学会向大会发来贺辞。本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主题学术活动的资助。

2020年，恰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式开启之际，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的艰难一年。与会代表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大关切，围绕4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国际秩序变动期的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新社等多家中央和地方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一、40年来中国政治学会与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在致辞中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国政治学会40年来团结带领广大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政治学会自组建以来，与中国改革发展同行，与中国政治进步同向，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科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并期待学会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三大体系”方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总结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40年来的发展经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充足养分；必须坚守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和初心；必须保持融入实际、融入生活、融入群众的文风和作风。他还指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性学科之一的政治学，其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者组成的“大社会”中政治层面里的“大政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擘画了前进的方向和路径，也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政治学会应乘势而上，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引领作用，更好服务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劬回顾了新时期政治学40年的发展。他认为，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逐步形成，今天我国大陆地区有1300多所教学和科研单位设有政治学相关专业和课程，150多所大学拥有政治学类本科专业授权资质，有30所高校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深化，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科人才队伍和培养机制不断优化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持续拓展和深化，学术评价不断趋于科学和规范。新时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初建成效。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看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学在引进西学方面做得较多，在发展自身理论并对世界政治学有所贡献方面成就相对不足。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认为，西方社会在重大挑战面前，政治理论有枯竭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学应当以自信心态对西方政治学进行批判和反思，并从自身历史、文化脉络中提取智慧，将自身发展成世界性的知识范畴，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提出，未来中国政治学要更加自主自强，彻底摆脱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小学生心态”。哲学社会科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弯道超车，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进行供给侧改革，包括生产、传播、管理、评价等各方面，都要联动改革，推动中国政治学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会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政治学在过去40年间在“本土化”和“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的成绩作出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教授王绍光认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在经过30年发展后，大约从2010年开始，逐步形成独立品格。彼时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出现一波主体性反思（特别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形成本土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关键概念（如“国家治理”“政道”），并围绕这些概念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云南大学教授周平和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都强调，要增强中国政治学的有效知识供给、增强其知识解释效力和普遍性，需要进一步重视概念的生产。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认为，问题导向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的鲜明特点，由此形成的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包含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四大领域，立基于中国国情，中国政治学发展了具有自身特点与品格的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

二、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论断。国际政经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持续，国际治理格局由此不断发生深刻调整，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影响全球的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5G通信、量子计算等突破性技术不断涌现，都为这一重大论断提供了事实基础。

此次会议参与相关讨论的学者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出于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兴起，改变了近300年来西方主导世界的基本格局。学者们纷纷提及，在新旧国际秩序转换期叠加了许多重大风险，为百年未有变局增加更多不确定性。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层面、非传统的安全议题和政治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和此次新冠疫情，它们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普遍运用，是学者们在思考百年未有大变局时普遍关注的变量。郑永年指出，网络时代推动了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欧洲政治精英们奠定了近代政治学的基础，但这种具有强烈精英倾向的政治学已不适应今天大众政治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网络时代信息接受的“茧房效应”使得民众权力意识觉醒后，会加剧族群政治、身份政治意识，从而给全球治理造成困难。中联部原副部长周力则谈到民粹政治的兴起和数字主权问题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塑造的全球数字链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运行状态，数字竞争将造成各国实力差距向两极化演变。

学者们普遍认为，今天的国际格局，中美两国及其相互关系是最大的影响变量。张宇燕指出，美国占全球GDP份额不断下降而占全球债务比例不断增长，长此以往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难以持续，从而危及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认为，美国社会的极化和撕裂是造成其民粹主义抬头和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内部种种政治与社会危机的表现可能进一步侵蚀美国的社会稳定。王文提出，伴随着美国政治的老化，“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而亚洲的崛起将必然导致世界政经格局的重心向东转移。

三、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

制度决定兴衰，道路决定成败。40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持续稳定的“中国之治”奇迹，其关键在于“中国之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提出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稳致远再次指明了前进方向。与会学者围绕40年来“中国之治”的经验和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展开讨论。

山东大学教授包心鉴通过总结中国防控新冠疫情的成功经验，提炼了“中国之治”的四大要素，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以社会为本位的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以问题为导向的政府治理思路。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佟德志认为，此次疫情防控彰显了重大应急治理结构中“政治吸纳行政”的制度效能。疫情紧急时期，党运用政治权威打破常规法制和行政主导的运作秩序，发挥纵向动员组织与横向协调的双重作用，同时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从而为成功抗疫构筑了体制保障。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论断。在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程竹汝看来，这一新的理论认识根源于人民广泛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全过程民主强调了包括选举在内的人民全流程参与，在实践环节上包括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等，超越了意识形态性的民主概念，能够更有效地凝聚中国社会的民主共识。

吉林大学教授张贤明在发言中对责任政治问题作了阐发。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责任社会，为当代中国的责任政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责任政治概念突出了以责任关系为表征的政治关系，强调国家治理体系中多方参与、以责确权、以责促行、各守其责又相互配合，形成国家治理有高度、社会治理有精度、基层治理有温度的良治局面。

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讨论了优化构建政府职责体系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始终在路上，但过往讲转变政府职能并未区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明确提出了中央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职责的区别。这种表述转变体现了中央已经注意并开始调整过往五级政府职责同构的问题，未来不同层级的政府，同样是履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但权责应有所区分，如何对政府职责体系进行不断优化值得做进一步仔细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常保国探讨了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转向。他认为，建国以来的重大反腐斗争实践主要是运动治理，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则明显从运动治理转向法律规制，从政治动员、专项治理和警示教育为主要手段转变为以制度建设为主；纪委监察委的合署办公、党内监督的法制化取向、职务犯罪罪名体系化等改革不断夯实以法制为基础的反腐模式，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井安研究员阐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民族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的主题；与此同时，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他建议，从学科建设角度入手，可以抓紧编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教材和案例集，以切实的成果讲清楚民族地区与祖国的关系，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本次会议举办的同时，还平行开展了“中国之治与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围绕“中国之治与政府治理”和“中国之治与社会治理”两个主题，邀请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界2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线上线下讨论。

作者：唐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