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形成真成果——“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政治学研究》2018年华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综述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政治学研究》2018年华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由《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与中山大学共同举办，旨在紧密围绕当前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和政治学发展中的重大议题，交流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来自华南地区的24位中青年作者参加了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房宁、编辑部主任王炳权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一、关于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政治学作为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聚焦时代问题，揭示发展规律，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内涵，对于推动政治学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政治学研究者亟须担负起时代使命，秉持崇尚精品、严谨治学的学术态度，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和政治学研究品质提升作出应有的贡献。

房宁指出，探索和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需要立足当代中国、放眼世界，面向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形成真成果。学者们要在立足本国国情中去伪存真，在国际比较中认识中国，形成原创性作品，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一是从问题角度来看，需要向实求学，反映时代进步，关注和研究实践中真实存在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二是从研究过程来看，要脚踏实地进行学术积累，展开分析型研究，而不做泛泛的评论性和记述性的表达；三是从研究结论来看，要形成真成果来解决实际问题，对实践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房宁强调，面对时代发展对政治学提出的客观要求，需要有更为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两个分支。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观的论述,对历史进程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对其中的问题做思辨的、推理的逻辑性解决；政治科学则是关于政治现象、政治事物间因果联系及相关性的认识，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复性，是客观存在、可验证的。当前，政治学研究往往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经常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形成了互扰现象。政治哲学在面对转折和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历史道路不会总是处于选择状态，当前我国更需要运用政治科学知识，对人民实践、治国理政中的实际问题加以具体研究和解决。

二、关于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的专题研究

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主题下，本次会议设置了“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社会政策与环境政策”“政策过程与政府创新”和“绩效治理与政治问责”四个专题，学者们分享了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大思想成果，二者有着相互衔接、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唯经济建设论，并非独立成篇，而是与“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民主体价值立场的全新阐释，是人民价值选择的历史必然，这一思想始终贯穿着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价值追求。有学者提出，广东改革是一部当代中国改革的政治学写照，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动实践。他通过对广东改革40年与中国政治学的地方性叙事的分析，认为广东的实践创新超过理论创新，理论界对实践创新总结得还不够。因此，岭南政治学界需要发出“广东声音”，讲好“广东故事”，贡献“广东智慧”，彰显“广东担当”。

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提出了三个需要在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一是在研究过程中如何从基层行政上升到国家治理，也即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二是在研究中缺乏地方政治的中层概念问题；三是学科史发展问题。

针对国家治理的基层实践，有学者提出了地方腐败治理中出现了廉洁拐点的判断。他通过广东连续五年的清廉指数调查数据，发现廉洁感知指数得分先降后升，说明中央和地方的反腐倡廉成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人民群众反腐败满意度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均有提升；同时，在对从中央到地方四级政府的评价上仍呈现出差序格局。有学者以街道区划重组为案例，发现在不断变化的管理任务和相对僵化的政府管理资源分配之间存在冲突，而这是基层行政主体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发现在坚持高压追责的同时，如何激发官员积极干事的热情，是官员责任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指出积极责任面临民意赤字、任务超载和服务不足的现实挑战；但从实践来看，中国各级政策制定者运用可信承诺、手段-目的链以及社会问责等机制在化解上述风险方面已经初显成效，这也正是政策制定者履行积极责任的深层表现。

（二）社会政策与环境政策

有学者聚焦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问题，认为近年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增长速度大于缴费收入的增长速度，养老保险金保值增值压力大。考虑基金安全和收支平衡等因素，需要积极主动地对基金进行投资管理，使其能保值增值。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私营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行为的实证分析，探讨强制性社会保险软化背后的影响因素，发现一些私企只是象征性地给部分员工缴纳社保，这很可能是中国社会保险发展遭遇“软化”的关键。

有学者介绍了国外环境政治学的相关研究，选取该领域的三本SSCI期刊，按照研究主题、类型、方法等分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我国环境政治学者应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深入分析中国环境政治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以期对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所贡献。有学者围绕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问题，采用“缔约前状态——缔结正式契约——约后执行”的三阶段分析框架，诠释某地探索的“小流域环保第三方监督模式”。研究发现，环保社会组织通过契约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主导并构建起了小流域水环境协同共治的综合治理体系。

有学者聚焦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问题，通过观察某地信访维稳“属地管理”政策，从政策下达、执行策略和政策效应三个方面作出系统分析，指出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需要在政策过程框架内重新反思，在权力、资源与责任、能力相匹配的结构性改革到位后再强化基层政府的基础性权力。

（三）政策过程与政府创新

有学者以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实施为例，探求政策终结的本质，指出政策终结的本质是政治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基于经济和效率基础上的科学评估的产物。政策终结存在多种方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治与行政体制是塑造政策终结过程的重要因素。有学者以大型国有油企为例研究了环境监管政策，指出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存在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反过来主导和支配国家的社会目标、国有企业利用自身政治地位谋求企业经济利益制度化的可能性，因此需要不断推动基于法治的监管理性化。

有学者以顺德十年的创新政策为例，从两个维度划分了四种类型的创新模式。他认为，地方政府行为深刻地受到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从而塑造了一种“有选择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同样，他指出渐进式改革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大量的既定利益格局，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改革需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还有学者从组织学视角解释低效制度何以产生、何以长期存在并运行的问题。他认为，低效制度是宏观管理思维、中观政府人事和微观科层规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制度会造成横向沟通成本高、绩效测量困难、目标弱化等问题，但其运行借助了基层灵活策略，因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任务整合来增强组织灵活性。

（四）绩效治理与政治问责

有学者关注官员政绩激励问题，探究政绩激励形成的制度要素。他认为，由于政绩评价的制度结构决定着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从而建构起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但政绩评价的制度体系本身也会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有学者基于1990~2013年省级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来探讨人力资本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与工作经历在省级领导干部从低行政级别到高行政级别的晋升过程中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教育不仅发挥准入门槛的功能，在干部后续的职业发展中仍产生巨大影响。

还有学者聚焦问责与避责问题，认为当前研究要超越二元对立观，重新认识问责概念的沟通意涵，将问责与避责的关系看作是某种互动博弈。他指出，问责与避责都会随着责任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深入到不同责任政治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深刻理解问责政治中的对立和互动逻辑。

有学者基于在广州的一项问卷调查来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公民身份意识问题，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公民权利意识呈现出内在结构发展的差异性，公民义务意识明显落后于权利意识，但内在构成要素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甚至是反向关系，说明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发展具有内在不平衡性。

此次会议，加深了参会人员对中国政治学发展方向的深入了解，形成了对中国政治学研究中重大议题的共识。此外，房宁主编对各位学者的发言做了精彩点评，勉励中青年作者要追求政治学研究的专业性，秉持“一日不懈，久久为功”的学术精神，实现科研成果从量到质的转变。

作者：倪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市，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