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1日，由《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暨《政治学研究》2019年西部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设”议题，以及进一步提升《政治学研究》的办刊质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一、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

在近代以来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在学习甚至模仿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然而，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伴随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积累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国政治学既有知识体系的涵盖范围，由此对中国政治学形成了强烈而持续的知识期待，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设势在必行。对此，与会专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

第一，原生性问题的研究。房宁研究员认为，高水平的政治学研究及其产生的科研成果，应当具有原创性的价值，能够为政治学的发展贡献新的知识。然而当前国内政治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很多研究是“感悟性”的，带有突出的主观性特征，缺少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的关注与反思；二是研究的问题不聚焦，或者说是“范围性”的问题而不是“点状”的问题。于是，政治学研究就容易出现所谓“拍脑门—查资料—编材料”的研究套路，形成了不少有形式创新而无实质创新的研究成果。针对这一现象，房宁研究员提出应当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原生性的问题上来，即那些在现实中多次出现而人们对它又缺少足够认知的社会政治问题。这种原生性问题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需要经由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才能被发现的。当然，研究原生性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学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主观建构应当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归纳提炼的基础之上。

第二，基础理论的研究。房宁研究员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的界定和认识存在着一定偏差，特别是容易将“研究理论”和“理论研究”相混淆，以及错把基础理论研究等同于学术史研究。所谓的基础理论研究，并不是研究某个既有理论或前人思想，也不是对于学术史的发掘和梳理，而是要提出原理性的政治学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下，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新理论的提出，应当遵循不同的治学路径。历史上，以哲学思辨、逻辑推断、概念推衍为主要方法的理论建构方式曾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大发展时代和大创新时代，基础理论研究应当由以演绎法为主转向以归纳法为主，理论研究应当建基于实践研究。这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学者应更多地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从重复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中去发现规律，从实践中归纳和抽象理论，进而推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设和完善。

第三，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房宁研究员指出，学术共同体的内涵不在于某个科研单位或学术机构，而是意味着研究者们围绕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套专属性的方法论体系，从而确立起某一学科所谓的专业“门槛”。然而在中国，政治学经常被视为一个大众化的“公共领域”，不同行业的人士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话语来谈论政治，这就产生了中国政治学的“低门槛”现象。而这也恰恰反映出，中国政治学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升，中国政治学尚未形成一套特定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政治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形成能够体现政治学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学术门槛，以此来推动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和发展。广大政治学人应自觉地克服分散化的研究倾向共同关注一些重要议题，形成共同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建立起能够衡量与评价学术成果的标准体系。只有当政治学人能够用属于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方法论体系和学术标准，来非常准确地描述研究对象、阐释研究问题、说明原理观点的时候，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才算真正形成了。

第四，概念工具的供给。周平教授指出，知识体系就是由概念和判断构建起来的完整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知识的表达就是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判断，而新判断的提出又是以概念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认为，概念在知识体系建设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是描述新现象、阐释新问题的认知工具。就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来看，西方政治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就在于其知识体系具有系统性的解释力，而这种系统性解释力又来源于知识的概念化。与西方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政治知识，但这些知识主要是依靠史书来记载和传承的，因而缺少概念化和集约化的过程，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近代以后，中国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把政治学概念引进来，并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然而，西方的政治学概念是在西方历史和西方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概念短缺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今天中国要构建完备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就须立足本土性概念生产，选择恰当的概念构建策略，增强概念供给能力，形成原创性的概念工具。

二、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具体议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而加强知识体系建设则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围绕会议主题，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和维度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并在交流碰撞中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若干重要议题。

第一，明晰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有学者认为，知识体系是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准所在，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研究边界的明晰，才使得政治学形成了特定的内涵、结构、方法和话语，由此确立了政治学在社会科学版图中独立和特殊的学科形态。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化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新主题不断涌现，以及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渐趋强化的背景下，基于特定知识体系而划定的政治学学科边界和论域，正在发生模糊化的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增强政治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辨识度，已然成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通过增强知识创新力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话语权。有专家认为，提升政治学的学术话语权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声誉、辨识度、解释力、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也发挥了应有作用。但与此同时，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相比，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影响力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治学应通过提高知识创新力来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世界政治学舞台上不断提升学术话语权。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辨识当下重大问题、援用中国传统思想、借鉴与批判西方理论，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增强知识生产力、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第三，形成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关怀。有学者认为，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建立起共同的价值理念，明确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和学科担当。在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不能过于书斋化，也不能仅停留在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议题中，而应该紧随中国发展、瞄准中国问题，确立中国自己的研究议题。在共同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关怀的导引下，中国政治学研究才能由松散走向集中，从而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学者就此提出了补充性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国际知识的需求也空前增长，因此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在关注国内问题的同时，也应加强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

第四，把握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有专家提出，马克思主义知识论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哲学依据。从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看，政治学知识体系应该具有实践性、科学性、系统性、价值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把握这些特征，对于反思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经验与不足，确定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方向、原则、方法和途径有统领性的指导意义。另有一些学者聚焦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应鼓励政治哲学研究以及推动价值创新和哲学性思考，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把实践说清楚、讲明白的理论等诸多观点。

第五，关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的西部议题。有专家指出，相对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着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区域问题，这些问题亟需政治学学者去关注、去研究。与此同时，区位差异使得西部学者看待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的视角，往往有异于中东部学者，而独特的研究视角又有利于新知识的创造。立足于西部问题、西部视角，一些与会学者围绕边疆及边疆治理议题、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理论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议题、西部地区的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议题，阐发了对于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认识。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吸纳、大数据技术在权力监督中的作用、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空间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网络安全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与创新等多个议题作了深度研讨，从而在具体研究领域层面上探讨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经验和路径。

三、对于《政治学研究》办刊工作的评价与建议

在西部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进一步提升《政治学研究》办刊质量的议题作了深入交流。专家学者们高度评价了《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一致认为《政治学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代表性成果的呈现载体，是优秀青年学人开启学术生涯的起锚地，是凝聚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在充分肯定《政治学研究》办刊水平的基础上，与会专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工作建议。

第一，扩大研究议题。有学者提出，当前政治学学者和学术期刊关注的主要是“和平政治”的课题，而相对忽视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决定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向。因此，有必要将“战争政治”纳入到研究议题中来。另有学者提出，国家治理离不开对空间的治理，一些西方国家就非常重视空间政治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个领域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快速展开的背景下，将城市空间的政治和治理议题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加以讨论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政治体系、国家结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等议题的关注。

第二，集中策划选题。针对当前国内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分散化和碎片化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充分利用《政治学研究》平台，通过规划年度重点选题来引领政治学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从而推进知识体系构建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对于年度选题的规划，有学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包括一些前沿性的课题；另一方面，则应就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和价值问题开展持续性的研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于特定社会问题的阐释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的视角和工具，学科之间应该是有一定交集和共识的。因而，《政治学研究》研究选题的策划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学领域，还应适当地涉及其他学科共同关注的交叉性问题。

第三，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刊物有益经验。有学者指出，近年来，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速度很快，突出表现为其研究对象越来越精细化，研究方法也愈发的科学化。对此，政治学的研究应进行必要的反思和借鉴，尤其是要突出科学研究的问题导向，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运用，形成具有科学性和解释力的研究结论。另有学者通过观察其他相关刊物的做法和经验，从期刊发文量、审稿和用稿流程等方面对《政治学研究》的办刊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此外，专家们还就《政治学研究》的用稿标准以及高质量稿件的基本要素等问题，同《政治学研究》编辑部的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作者：孙保全，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昆明市，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