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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辉 | 新时代应以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

新时代应以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

作者: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通过加强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加强原创性研究是时代发展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

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启动,中国政治学得以恢复重建。如果以1980年12月重建中国政治学会为时间节点,那么,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路程。在几代政治学人的努力下,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多形式、多渠道的国际交流机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政治学人在普及、传播政治学知识、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为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在看到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机构设置、队伍建设、发表论文数量、各级政府投入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要承认中国政治学产出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还不够大,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导致中国政治学产出的成果影响不够大的原因并不是论文的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创新性理论成果较少,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少,因而无法对国际学术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客观地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是与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发展阶段相一致的。在恢复重建阶段主要是以引进学习、跟踪研究的方式为主,这也是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必经阶段。因为知识创新是需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方法的养成是无法真正开展创新性研究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单纯引进学习、跟踪研究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创新实践的需要。政治学作为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学术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实现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持续进步。因此,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引进学习、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加强原创性研究,从而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上迈上一个更高的水平。

一般而言,所谓原创性研究是指针对原发性问题,利用原始性材料,采用可检验的方法并得出创新性结论的研究活动。原创性研究是由研究问题的原发性、研究材料的原始性、研究方法的可检验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创新性等要素构成,其中,创新性是原创性研究最本质的特征。原创性研究的目的是贡献新的知识,即创造新的知识。这种新的知识超越了人们的常识性理解,超越了知识界的现有认识,从而达到拓展人类认知的目的。

加强原创性研究,首先是适应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实践的需要。“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有着13亿多人口,多民族、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种发展的初始条件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的创新实践,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更无法用西方现有的政治理论来解释。著名的世界文明史学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一书中特别强调要牢记科学史学家科恩(Morris Raphael Cohen)的建议:“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性和创新性,不仅为政治学开展原创性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而且迫切需要对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解释,这既是新时代对政治学的呼唤,更是一种时代要求。如果政治学不能回应这种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性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仅政治学的知识价值和学科地位不会得到承认,而且必然导致政治学在实践中的“失语”和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降低。

加强原创性研究,也是政治学研究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面临更大、更复杂的挑战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分为2020年到2035年,2035年到2050年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这是党的十九大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描绘的宏伟蓝图,也是动员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体量之大、内部差异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而随着中国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社会构成因素不断增加,导致未来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会因为大的发展趋势的存在而减小,而只会增大。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挑战往往是复合型的而不是线性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丽贝卡·科斯塔(Rebecca D. Cota)在新出版的《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一书中,针对加速增长的复杂性可能带给人类的危机时提醒世人:“ 一个社会再也‘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它面对的问题,这一现象叫作认知门槛。……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先进文化与一个生存不下去的文化之间的不同,或许可以仅仅归结为一点:一个社会是否有新的方法来战胜自然出现的认知门槛”[4]。应当说,科斯塔强调不能墨守成规,而需用创新的方法去应对加速增长的复杂性带给人类的“认知门槛”的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在未来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路上必定会面临加速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原创性研究,努力通过知识生产为政府决策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有效化解面临的各种难题和风险,增强未来发展的可预见性贡献新的知识。

二、加强原创性研究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政治学作为一门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又受到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深刻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内在地具有人文性与科学性的双重属性。从人文性的角度讲,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关怀和追求;从科学性角度说,表现为对社会现象“奥秘”的探索,注重实证分析,试图发现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其两种内在属性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不同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分。政治哲学注重研究政治的基本价值和目的,探讨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才是正当的?政治科学注重研究政治秩序事实上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政治秩序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强烈的规范意义和价值取向,表达了人对政治生活意义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政治科学注重对政治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则表达了人要探究实际的运行状态和求真的渴望。尽管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研究旨趣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又密切联系、相互补充。政治哲学对何为正当性价值的构建,为知识生产指明了方向,因为只有在善的观念引导下,知识才能被更好地利用。但如果政治哲学所构建的价值观念,失去政治科学所贡献的可操作化的知识的支持,那么,优良的公共生活的理论构建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无法转变成现实性。从根本上说,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是政治学一体中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共同的研究主题和内在的价值。共同的研究主题是为解决公共生活面临的各种难题进行的探索,也就是要回答我们如何、怎样生活在一起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共同的内在价值在于:通过拓展人的认知范围,消除愚昧迷信对人的影响,摆脱宿命论和偶然性对人的支配,从而达到公共生活不断改善的目的。由于人们面临的公共生活各种复杂问题需要通过原创性研究所贡献的政治学知识来解释,而政治学的发展也正是在通过原创性研究所生产的知识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原创性研究实际上是政治学内在本性的实现形式,也是推动政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基本路径

通过加强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开展原创性研究除了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创新环境和合理的研究成果评价、激励机制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学人要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当前开展原创性研究应注重从以下几个路径推进:

第一,开展原创性研究应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律。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以揭示社会现象内在规律为使命的。原创性研究作为一种以贡献知识为宗旨的创造性劳动应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律:一是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任何原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梳理、反思、批判、吸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二是要遵守学术的基本规范,从问题提出、概念界定、方法运用、分析论证到写作表达都要遵守社会科学的基本规范;三是经过科学分析、严密论证、严谨逻辑呈现的研究结论应经得起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第二,开展原创性研究应立足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实践是理论创新之源。开展原创性研究必须深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并提炼出学术议题,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揭示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般性概念、构建新的理论。立足于中国创新实践的原创性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超越过去那种针对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的做法,将中国的创新实践上升为一般性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在这个意义讲,将中国的创新实践理论化,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治理经验普遍化是开展原创性研究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政治学实现从传播政治学知识向贡献政治学知识转变,增加与国际实质交流与对话能力,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第三,开展原创性研究应注重提升科学化水平。由于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初期受到哲学研究影响较大,注重规范研究,采用概念辨析、逻辑验证、演绎推理的方式进行分析论证,理论思辨性较强。近年来随着科学方法被运用于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中,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科学化程度还不够高。开展原创性研究一般是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践问题,如何精确地描述社会现象、呈现事实、解释事实需要实证研究。因此,努力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就成为加强原创性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手段。如通过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揭示和描述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方式和发展趋势,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当然,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统计方法、实验方法或个案方法开展研究,也可以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

第四,开展原创性研究应强化比较研究。立足于中国创新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并不意味着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的地域范围以内,因为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推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发生在中国的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因此,开展原创性研究,应强化国际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价值在于,比较分析是知识构建的重要方法,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国家变革发生方式的解释,并通过比较分析检验构建的理论。所以,比较研究也是推进原创性研究的重要路径。开展比较研究,不仅要与发达国家比较,更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国道路、解释中国经验。

第五,开展原创性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研究。学科划分是人为设置的,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实践问题却是复杂的、综合的。由于开展原创性研究是以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的,因此要实现对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整合性研究,就必须超越学科的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通过与其他学科融合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从多维度、多层面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呈现事实、解释事实,构建新的理论。所以,跨学科研究也是推进原创性研究的重要路径。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全国代表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8页,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 Morris Raphael Cohen:The Meaning of Human History,p.14,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丽贝卡•科斯塔著:《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第8~10页,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