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民族-国家及其空间表象的研究出现了一场双向运动：一边是地图史的考察引入知识-权力的视角，重思制图背后的政治动机与权力意志；另一边是国家成长研究的文化转向，关注地图之上的领土性构建和话语生产。两个方面的贯通，开启了一种“政治地图学”的新理路。现代性的地理勘查、测绘及制图技术，同国家与空间关系的稳固法理定型结合起来，衍生出推动传统意义的“边陲”向现代意义的“边界”转型的政治效能；而地图的可视化语言，则通过人的感性直观，在长期的观看和阅读中构建出一种基于“领土性”的“国家感”，最终发展成一套深度影响集体空间-记忆的社会文化框架。对当今流行的“民族性”理论范式来说，“政治地图学”的观察和分析，不仅提供一种补充，而且构成一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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