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与容错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种重要激励机制，两者的衔接优化事关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问责与容错的理论研究并不同步，有关问责与容错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也不同步，问责与纠错在内涵边界、执行力度和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内在张力。究其原因，在于问责与容错之间在秩序导向与创新导向、确定性运作与灵活性运作、负向惩戒与正向激励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悖论，需要理解问责与容错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提升问责与容错衔接机制的严谨性，增强问责与容错评价标准的清晰性，不断化解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一体推进问责与容错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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