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作为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中国的国家产生和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国家治水体系是双层治理体系;一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二是当事人的自我治理,主要是日常生产用水的治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稻作区,历史久远且范围广泛的稻作区治水事实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被既有的理论遮蔽。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发现,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不同，稻作区内用水当事人在小块水田经营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依赖性和共同性,不但形成了多层级多样式的自愿的联合,而且通过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水利自治,塑造了行之有效的“稻田治理模式”。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广大范围的稻田治理模式,因此成为政府主导治水的有益补充,与政府主导治水共同构成了中国双层治水体系,共同浇灌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双向国家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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